斯诺登事件表明网络安全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斯诺登公开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对美国及外国民众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事实，而这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中、美、俄三国的外交关系趋于紧张，三国均牵连其中；
此次事件表明，美国组建了覆盖全球的监控体系，这削弱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网络间谍指控的可信度；
美国针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根基被动摇，美国政府与美国的全球性跨国公司联手收集美国和外国民众信息的真相已被公布于众；
全球对高科技的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会被强化。
在此背景下，了解数字经济在当今社会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至关重要。数字经济对其他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全球网络的安全水平亟需加强。斯诺登事件的外交争端也揭示了中美之间新一轮的经济竞赛和网络的系统性风险。
数字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网络安全已变得极为重要，这是因为数字经济在现代经济中所占全国增加值的比重不断上升。经合组织国家可以访问互联网的经济参与者（个人或企业）比例分别达到80%和90%。与信息通讯技术有关的收入自2000年以来迅速攀升，目前经合组织国家在此方面的相关收入超过1万亿美元。在现代经济中，信息通讯技术在私人部门附加值中所占的比重目前接近10%。违反网络安全规定可能导致庞大的金融损失，因此网络安全具有高度的战略和经济意义。构建网络安全也是打击洗钱、提高竞争力、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一种方式。在当前云计算革命迅速发展之际，加强网络安全势在必行。
消费者和企业的金融损失：
消费者和企业越来越依赖计算机、数据库和信息网络系统。违反各个方面的网络安全都可能会导致信用卡诈骗、从账户提取资金、更改金融凭证的活动以及透支账户利息等直接的金融损失。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与网络犯罪有关的金融损失对经济参与者的信心具有结构性损害。
声誉成本，电子商务和电子交易的障碍：
消费者和企业的金融损失产生声誉成本，这会成为电子商务和电子交易的障碍。受害者将减少对受害系统的使用。网络犯罪从整体上抑制电子商务和电子交易的发展，导致交易成本和保险支出进一步上升，阻碍经济的流动性及其总体效率的提高。
竞争力问题：
私人和公共部门都受此影响。网络盗窃和网络间谍损害知识产权，扭曲竞争。这将导致在宏观经济层面鼓励创新的动力下降，尊重或达成贸易协议的动力下降，最终抑制贸易数量和各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相关的非关税措施可用来建立新形式的保护主义。
地下经济，腐败和洗钱的发展：
网络犯罪、洗钱和腐败密切相关。新型电子货币、网络和计算机系统内的金融交易不透明、金融流动非物质化都有利于网络犯罪或正常犯罪导致的洗钱活动。过去十年，虚拟货币自由储备已成为全球层面洗钱的主要工具。地下经济导致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并成为投资的障碍。
危及银行和金融体系：
银行是黑客的首要目标。威瑞森（Verizon）近期公布遭黑客锁定的行业排名。金融业首当其冲。自动柜员机（ATM）分离器、客户资金转移、结算公司违规、通过窃取用户信息进行银行卡支付或市场交易、第三方支付流程违规（包括进入银行庞大的计算机网络收集数百万客户的信息，然后伪造借记卡）、利用证券和市场交易（包括市场操纵计划和未经授权的股票交易）、电信框架破坏、内部人士途径（比如窃取高频率项目）等，这些例子不胜枚举，使金融体系的生存能力面临风险，保险和基础设施成本不断上升，最终导致经济参与者融资成本的上升。
网络犯罪阻碍生产力：
在企业层面，蠕虫、病毒和数据或账户腐败，明显阻碍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决策欠佳、生产过程放缓、保险成本上升。受感染机器的重置成本特别高，而破坏数据访问或中断连接可能严重损害生产链。据报道称，2012年16%的欧洲企业遭受数据损坏的不利影响。经济的总体成本巨大，这是因为保护主义措施妨碍新技术交易，此类措施旨在继续保持对数字经济的控制。在此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或还未强大到足以开发自身研发活动的经济体，将因缺乏技术转让而遭受不利影响，并最终损害其总体生产力。
云技术将彻底改革经济，网络安全亟需强化：
所有行业的企业将通过使用云技术逐步改变其业务模式。云计算是指“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向外部客户提供信息技术驱动能力服务的过程”。信息技术功能将通过互联网实现形象化、共享或租赁。这意味着，用于购买硬件和软件有关的成本可能会大幅下降，同时创新能力提升。在这种新环境下，网络安全必然会变得更加重要。
网络犯罪是全球现象
欧洲网络犯罪公约委员会将网络犯罪与针对计算机数据和系统保密性、完整性和实用性的所有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计算机相关犯罪和内容相关犯罪）。网络犯罪是一种多层面的现象，其包括货币犯罪、网络间谍、黑客行为。
网络犯罪迅速繁殖可能与全球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有关。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互联网访问人数达到23亿，2013年几乎达到全世界人口的40%，而2002年仅为13%。与互联网爆炸式扩张并行的是网络犯罪的迅速发展，执法官员提供的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点。2007年至2011年期间，全球执法官员观察到网络犯罪的数量不断增多，其中的50%表明这一数字的增长态势迅猛。
全球网络犯罪成本很难进行准确估计。其中既有直接金融成本，也有间接成本和防御成本。大多数时候，是由趋向于夸大这些数字的杀毒软件提供商提供这些数据。根据《2012年诺顿网络犯罪报告》显示，每年有5.56亿人受到网络犯罪的影响，成本高达1100亿美元。2011年对个人和企业的网络犯罪总成本可能高达3380亿欧元。根据诺顿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每年1100亿美元的成本中，460亿美元属于中国，210亿美元属于美国，160亿美元属于欧洲。有美国官员估计，每年全球网络盗窃的成本为2500亿美元至1万亿美元。
网络争端也体现经济霸权之争
中美就网络安全进行讨论的基调日趋恶化。美国知识产权对中国商品的相关限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最为严重。美国参议院考虑通过立法，阻止进口受益于网络盗窃行为的产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近期指控中国进行网络黑客攻击，促使中国做出回应，然而中国表示自己才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者。斯诺登事件已成为真正的外交争议。
我们看到，数字产业目前居于现代经济的核心。除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亟需保护战略性行业（军事、银行、能源行业）之外，中美在该领域的常规争端反映出新型经济竞赛，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尖端技术生产方面逐渐赶超美国。相比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国在高科技产品比重方面几乎已实现了赶超。1998年，美国在全球高科技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22%，而中国约为6%。10年之后，中国的这一比重超过20%，而美国则下降至13%。速度最快、最强大的计算机天河-2目前坐落于中国的事实也是中国在超级计算机建设方面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又一例证。目前全球500台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中有66台在中国，而12年前则为零。
因此，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对立有四个基本原因。
对美国来说，为保持其经济和军事的主导地位，通过减少技术转让来牵制中国至关重要，因此加强网络安全就变得非常有必要。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已经明确一个事实，即以其目前的速度且在没有任何中断的情况下，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转让很快会使中国成为美国军事上真正的挑战者；
中美尽管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且意识形态背景存在差异，但两国高度集中的经济组织架构相同。在现代经济中，这种高度集中性需要一流的信息系统，这就要求同样强大的信息安全系统为其提供保护。在任何违反此种制度的情况下，中央集权可能会轻易失去其对其他经济领域的控制；
未来数年数字经济将延续其主导地位。要保持最强的竞争力必须在这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军事问题与网络安全的相关性日益提升。
出于上述这些原因，必须在国家层面集成、改进网络安全措施并对其进行压力测试。目前世界经济的非实体化使数字风险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在经历多次重大金融危机之后，数字危机可能会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和政治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