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4日，郭台铭在成都宣布，原定2011年在成都生产的iPad年产量将由2000万台增加至4000万台，2013年年产量将达到1亿台。

　　此时距离富士康旗下的鸿海与四川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仅仅刚过半年。

　　在这半年间，全球IT业经历了10年来的新一轮转场潮，这包括戴尔宣布将欧洲的工厂从爱尔兰转到波兰；惠普将笔记本电脑生产线转到重庆；富士康在郑州设立新的工业园。

　　但没有其他城市能像成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引富士康、联想、戴尔等多家IT巨头连续落子。

　　人们的疑问是，这座多次位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的宜居之城，如何成为这一波迁徙的接力者？接棒高科技制造转移潮，又能给中国西部的城市化带来怎样的模式创新？

　　富士康效应

　　2010年底，郭台铭的成都之行十分低调。一直到接近元旦的最后一周，成都本地的媒体才相继报道富士康加码成都基地的消息。

　　根据富士康此次追加投资的决策，富士康成都基地平板电脑(iPad)2011年年产量将由2000万台增加至4000万台，2013年年产量将达到1亿台。

　　这一消息让“成都速度”成为当地媒体和从业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此之前的5个月，富士康第一次作出在四川投资iPad项目决策；在此之前2个月，富士康在成都的工程正式投产。媒体报道称，郭台铭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盛赞“成都速度”。

　　成都的意义对富士康不仅仅是西南一隅。富士康相关人士公开表示，力争用5年时间把成都打造成富士康在全球最重要的基地、在中国投资最大的基地。此次在成都的投资，应是上述策略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按照此前的整体规划，在产业链整合上，富士康将通过扩大产能，把全球领先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放到四川，加快引进上游配套厂商，在西部形成完整产业链，加速产业链各环节在四川的垂直整合，带动相关产业，提升四川的整体竞争力。

　　富士康经曾经历过阵痛。沿海工厂的流水线一线员工由于长期与家人分居等因素影响，连续发生多起极端事件。最终富士康作出了产业转移的决定。

　　富士康面临的抉择并非个案。

　　自2007年底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经济结构调整的潮流，500强企业纷纷将产业转移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在中国，IT制造业形成从沿海往西部转移的趋势。

　　“巧合”的是成都的闪电接力：多家IT制造业的大佬，几乎在同一时刻选择了这座城市。

　　2010年从9月14日到11月23日，短短两个多月，戴尔、仁宝、联想、纬创、奇宏等企业先后宣布在成都设立基地；德州仪器、富士康等知名企业相继在成都正式投产；其间，成都还与新加坡新川科技园、澳新银行等签署合作协议。

　　“过去认为到西部开厂是‘梯度转移’，把低端产业从沿海转移到西部，但我们做的是‘反梯度转移’，就是‘弯道超车，直奔高端’，直接引进高端产业。”对于蜂拥而至的产业转移浪潮，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这样诠释成都的接力计划。

　　成都情缘

　　对于成都的闪电接力，人们试图寻找各种原因。

　　“多年的发酵、积累，终于形成井喷。”汤继强如此形容成都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

　　这种积累一方面是硬件环境的不断提升，更重要的是“软实力”的厚积薄发。

　　“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瞠目结舌”。这是去年10月29日联想集团宣布在成都设立产业基地时，联想控股董事长兼总裁、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对成都的评价。根据联想与成都市政府签署的协议，该公司将在成都建设包括生产、研发、销售运营三个中心为一体的联想(西部)产业基地，联想及其产业链合作伙伴初期共同投资将超过1亿美元。

　　联想选择成都，当然有基于销售、成本、辐射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但柳传志与成都的渊源不得不提。

　　成都曾是柳传志职业生涯的起点，他曾在1967年被分配到成都的国防科委10院工作了一年。1997年以后，柳传志先后四次到成都，他表示，每次到访四川，都能感受到这片土地“像装上了快速增长的引擎”。

　　柳传志并非唯一对成都的变化感到惊讶的IT老兵。

　　全球最大的散热器制造商奇宏科技深圳总经理石秉玗，第一次拿出投资的备选城市名单时，成都并非首选，原因是他对成都的印象还停留在“茶馆”和“麻将”上。1997年~1999年，在另一家IT公司任总经理的石秉玗曾频繁出差到成都，经常活动在磨子桥一带——那是成都最先兴起的电脑城聚集地。偶尔溜达到望江公园的石秉玗，被当地人打麻将的规模“吓呆了”。

　　“磨子桥还算一个IT产业繁荣的地区，但也不过聚集了一些销售业务，当时看不到制造型企业会在这边设立的任何迹象。”石秉玗说。所以，当他在2010年7月19日第一次代表奇宏到访成都时，再次“被吓呆了”。这一次，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座城市的交通便利、人才素质和工作效率和十多年前所熟悉的情况形成巨大的反差。

　　另一个例子是最早在成都落户的IT巨头英特尔。

　　“英特尔在成都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双赢的范例。”来到成都8个月后，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总经理卞成刚第一次谈及对成都产业环境的认识。

　　卞成刚在英特尔工作12年，其中超过11年是在英特尔上海浦东基地度过的，在上海与成都工厂的整合中，他成为了英特尔成都工厂新的掌门人。

　　2009年的那一次整合对英特尔意义重大。这家全球最大的CPU巨擎关闭了位于上海的封装测试厂，并在当年将这个工厂及部分员工搬迁至成都。同年，英特尔宣布对成都追加7500万美元投资。这是继2003年和2005年两次投资之后的第三次增资，至此英特尔已在成都投资6亿美元，员工超过3500人。

　　卞成刚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很高兴在“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二个十年时走进成都。目前，英特尔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成都和大连形成了独特的布局，并拥有清晰的定位，其中，英特尔成都工厂是世界一流的芯片封装测试厂，未来，该工厂将成为全球封装测试来料的重要供应基地。

　　英特尔成都/四川公共事务经理顾仪告诉记者，英特尔作为同行中第一家进驻成都的企业，“遇到的挑战是最全面的，种类多、难度大”。但率先进入也让英特尔在资源、人才等方面占据了先发优势。过去几年，她甚至成了许多进驻成都的企业同行们的“顾问”。大到当地水、电、气如何与工厂的要求衔接，细到外地员工来蓉后子女的入学问题……事无巨细，如果企业在入驻新的地区时遇到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企业下一步的投资计划必然受到影响。

　　制造业整合路径

　　与许多同样立志在此波转场中仓促分羹的竞争城市不同，成都在接力之前，已经勾画了多年的产业整合路径。

　　“英特尔和德州仪器两大芯片巨头的工厂出现在同一个园区，而且相隔仅几条马路，在世界其他任何城市，你都很难看到同样的情况。”汤继强指着成都高新区的产业规划图对记者说。

　　在从业者看来，成都的思路不是单纯为了增加某年的GDP而引进一个企业或一个工厂，而是通过引进全球顶级的高科技制造业，形成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工业园区，最终带动本地高科技产业全方位发力。

　　周旭辉也是一名电子制造业中的“老兵”，其创立的金亚科技已于2009年成为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之一。对于成都的制造业，多少年来最让他不解的是：成都聚集了众多的科研院所、电子工业人才和技术，为何本土电子制造企业却难以形成规模和品牌？

　　但在2010年，当看到富士康、仁宝等大型代工厂入驻成都时，周旭辉坦诚地说“既有压力，又备受鼓舞”：压力主要源自对人才的抢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据了解，目前，在金亚科技所处的高新西区，不少工厂开始有熟练工人、技术人员跳槽，加入待遇更优厚、规模更大的富士康。动力的来源，则是身边多了一个“师傅和对手”。周旭辉认为，“从长远来看，富士康等大企业对当地的产业链促进作用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对企业管理水平、生产制造的工艺水平，还是对熟练工人、生产管理人才的培养都将带来好处。”

　　周的观点至少得到了最近7年的发展验证。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2003年，成都本土的芯片设计企业仅有10多家，产值不过两个亿。2003年，英特尔进来后，芯片设计企业发展迅猛。来自成都高新区创新中心的数字显示，2008年成都的芯片设计企业数量上升到50多家，目前这一数字已上升到80多家，其中有3家本土设计企业产值过亿。

　　成都高新区创新中心项目部副部长蒋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英特尔来成都，对成都企业本身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但对产业链的形成却起到了标杆作用，此外，英特尔的入驻也增强了其他企业、产业人才对成都的信心。”

　　2004年，回国创业的邹峥贤从全国7个集成电路基地中选择了成都，创建了和芯微电子公司，专注于电脑周边设备、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设计。邹峥贤说，芯片设计对产业链的依赖很强，因为客户通常不会舍近求远选择供应商。2004年前后，成都的集成电路产业仍然未成气候。当时选择成都，一是因为成都的人才聚集而且稳定；二是因为较北京、上海而言，在成都的创业成本更低。“英特尔来了，只能说反映出当地的产业环境应该不错，我们其实没有想过从这些巨头拿到订单。”

　　事实上，邹峥贤和他的伙伴在创业后熬过了艰辛的头一年，才从深圳的一家电子制造企业那里接到第一个订单。和芯微接到的本地客户第一单，是在2007年，当时成都另一家芯片设计公司需要一些互补产品，主动找到和芯微，下了一个不大的订单。

　　如今，和芯微已发展到200多人规模，还拿到国家最高水平的专项课题项目。对于最近众多IT巨头入驻成都，邹峥贤说，他最关注的是，联想、戴尔这些大品牌是否会把设计部门放到成都。“我们去年的收入是1亿元人民币，等我们做到了1亿美元，就有信心和戴尔做生意了。”邹峥贤说，在那之前，和芯微必须苦练内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