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宣布要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展开调查的事闹得沸沸扬扬。通信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先导性、战略性、基础性行业，毕竟谁都不愿意自己的通信命脉任由他人掌控，我国当初在引入程控交换机时，也曾有过引入国外通信设备是否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争辩。照理来说使用外国设备稍微紧张一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的实际做法已经远远超出了紧张和担心的范畴。3Com、3Leaf、Sprint，无论是并购还是设备合同，无论是上亿美元的大单，还是几百万美元的小收购，最终总是以美国政府出面阻扰而搁浅。在一次一次不厌其烦的“兴师问罪”中，美国政府总是拉出那面屡试不爽的大旗——国家安全。众所周知，“911”之后，美国政府迅速通过了《爱国法案》，规定了政府如果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可以基本不受约束的获取信息，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获取到谷歌、雅虎、微软等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数据，不仅是美国本土的数据，还包括其他国家的数据和信息。按照白宫精英们的逻辑，如果中国企业和设备大量渗透到了美国电信行业，中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类似的做法，并且中国的法律制度与美国差异较大，尤其是制度的不透明使美国更难以了解中国政府到底通过多少渠道获取信息、获取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所以美国政府索性大门一关，将中国的制造企业拒在门外。

　　接下来便是美国媒体的刻意歪曲了，华为领导人的从军经历及其对毛氏思想教育的笃行，企业的不透明的企业治理结构，知识产权纠纷，甚至对英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威胁都统统被搬了上来，并以冷战思维的方式被放大和妖魔化。《经济学人》杂志是这样评论的：“问一问华盛顿的任意一名政客，关于华为以及华为未来加入西方游戏竞争的机会，他都会将其描述为一个阴险的组织：一家可能由中国军方运营的企业，不尊重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产品享受中国发展银行的低息贷款补贴，而最糟糕的是，任正非曾服役于人民解放军。”采取这样的宣传策略显然是充分研究了美国民众的心理，自由、公平和开放是美国式价值观的基石，美国民众普遍认为，透明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负责任的好企业的所必备的前提，在习惯了美国式上市公司的公开透明的操作原则以后，民众自然缺乏对华为的非透明制度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因此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调查基本没有遭到太大的政治阻力。

　　不过，稍加留意我们就不难看到“国家安全”背后的贸易保护实质。贸易保护一般会披着专利战和商业秘密战的外衣，“专利屠宰”一词就是指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用技术优势，通过专利竞争挤压新兴国家的企业的发展空间，进而达到保护本国企业利益的目的。但是“不幸”的是，华为在与摩托罗拉和诺西的诉讼案中赢了，并且华为现在的专利数量已经近18000项，经过多年积累的华为已经具备了与行业老大爱立信打专利战、进行技术竞争的资本，看到了在专利上做文章难以占到便宜，美国政府于是又本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态度搞出来华为的商业间谍案。从专利诉讼、到商业间谍案、再到最近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调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设置障碍方面的一系列默契配合确实给华为的全球化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更深层次来看，美国对华为的防范与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防范所折射出的动机是一致的，即恐惧与焦虑。这种恐惧的程度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中国政府通过华为来窃取美国重要情报的担心，美国政府惧怕的是华为的强大，更确切说，惧怕的是中国会出现类似于苹果和谷歌这样的有巨大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众所周知，美国之所以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快速成长。麦肯锡一份名为《美国的增长与竞争力：美国跨国公司的作用》的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美国跨国公司占美国私营经济GDP增长(或增值)的23%，自1990年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1%，对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41%，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数字，因为自2000年以来，在美国的实际GDP增长中，有近3/4与生产率的提高有关，也就是说，美国绝大多数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源于跨国公司的。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到来，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在经济殖民、文化传播、价值观渗透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日益成为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重要载体，是国际政治格局中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特别是进入到信息社会以后，由于信息更易于复制和传播，海外企业作为政府的眼睛和耳朵的职能更加强大，成为了政府信息收集的工具，美国可以通过苹果、谷歌、微软等IT巨头的硬件或软件服务，使其情报收集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事实上具有了无限获取信息的能力。

　　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的崛起将直接对美国的这一格局形成巨大威胁。华为在2010年已经跻身于世界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年销售额280亿美元，从收入上来看，华为与行业老大爱立信的30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只有一步之遥。尽管爱立信在技术上仍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如果在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华为成为通信制造业的老大仅仅是时间问题。因为即使爱立信可以通过全球化资源配置的方式将硬件制造的成本降低到与华为大致相同的水平，但在人力方面的成本却难以与华为较量，根据报道，华为的研发年人均成本仅为2.5万美元，而爱立信约为13-14万美元。在与爱立信的技术差距不大的条件下，华为的成本优势自然能保证其赢得竞争。接下来的推论就不难了，由于具有成本优势，华为的市场份额和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而爱立信的生产空间逐渐被压缩，并且由于其人力成本难以下降，逐渐会走向破产的边缘，最终不得不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售其核心技术和专利，这正是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个翻版。

　　应该看到，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商业竞争的范畴，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强与弱，也已经超出了企业能力的范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竞争力还应该加入母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各种影响力，是一种超越了企业能力、汇聚各种国家影响力于一体的集成竞争力，美国的专利战、商业秘密战和“国家安全”正是这种集成竞争力的最直接的体现。华为的目标是要成为下一个IT行业的巨人，这意味着，在未来某一天，华为将与思科、IBM、谷歌、微软比肩而立，成为IT行业中一家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受人尊敬的跨国企业，但是这条路还很漫长，不仅需要华为自己的努力，更需要我国政府的密切支持和多方面的积极配合。供应商融资和对外援助的结合是我国政府与华为公司开展的很好的探索和尝试，为政府政策制定和企业策略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从而推动了华为公司海外业务的迅速扩张。希望未来可以出现更多的类似的制度安排，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上更快的成长，为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打造构建更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