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人人感得到，人人说不清的东西。因此，笔者不想在文化的定义上多做讨论。不过，笔者认为，企业文化有几个特征:一、建立企业文化的目的是商业性的，而非为文化而文化;二、企业文化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带有强制性，故被称为“思想权力”;三、它是随着企业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的;四、领导者的性格、感情、思想、能力、品德等个人因素，通过权力对文化的内涵施加影响;五、传播者的理解程度，对企业文化的方向具有诱导作用;六、接受者——员工对企业文化具有反作用力，或者推进完善，或者加速颠覆。

　　以上六点具有普遍适应性。华为的企业文化也不例外。当然，文化因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而形成个性。让我们从企业文化的普遍规律出发，去寻找华为的文化个性。

　　战争文化

　　有人从任正非、柳传志等企业家的讲话，看到高频率使用战争词汇，就认为他们的企业弥漫着战争文化的色彩。并且断言这是因为他们的军旅生涯所致。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改革开放中期，企业界的市场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商场如战场。仔细分析这两个概念，发现这个比喻既准确又不准确。当市场刚刚开启的时候，机会频频呈现，企业各忙各的，兴致勃勃地做着自己的市场，因为市场还很大，相互的对立并不明显。比如1991年前后，北京的出租车公司，只要开张就能把会计累坏;再比如当今的钢铁行业，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拉动，“形势好得不得了”，只要出钢就赚钱，以至于一些投资者根本等不得去炼钢，而是直接买钢胚轧钢。

　　但是，当市场变得稀缺的时候，争夺就开始了，白热化阶段，则必须以“消灭”对手为代价而获得自己生存下来的机会，这时商场就演变成战场。“一切战争的本质或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一切战争本质的共性。一切的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皆是为此本质或根本目的服务的。这是一切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的共性。”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时对战争的定义。

　　可以说，我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文化中，都带有强烈的战争色彩，因此经常听到的就是“形势是严峻的”、“竞争是残酷的”、“市场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是生存就是死亡”等说法。进入网络时代，“生与死”的概念换成了“吃与被吃”的流行说法，所谓“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民营企业为什么会有这么残酷的意识呢?我想，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斗争文化

　　我前边已经说过，当企业的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文化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到了1996年，华为的销售额达到了26个亿，列当年全国电子行业百强第21名。华为新员工的月薪已经可以达到6000元以上，华为也可以用50万元的年薪引进高级人才了，中央领导也开始重视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华为都像一个大企业了。这对于华为人意味着什么呢?很简单，一般人的心理，意味着企业脱离了“活下去”的边缘状态，意味着员工有钱了，意味着创业者有了成就感。人心开始“动”了。这一动，就把“战争年代”被掩盖的人的其它需求和想法“激活”了，企业文化开始增加了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华为为了垄断国内电信人才，开始大规模招聘。大批年轻员工的进入，与创业员工形成碰撞，也给企业文化同样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任正非一开始并没有决定要搞一部成体系的基本法，而是被动地想先解决营销人员的业绩考核、业务流程规范等问题，但是，他很快发现了人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模糊、错误认识。于是才把统一思想放在了其它工作的前面。统一思想首先要形成思想，于是在外来专家的帮助下，对华为的发展规律和自己零散的思想、观点加以梳理。所以，《华为基本法》的起草过程，首先是任正非思想的归纳、提炼和总结的过程，结果形成“任正非思想”。它的核心包括核心价值观、价值评价体系和价值分配体系等。

　　封闭文化

　　有人把华为的文化说成是低调文化，与一般企业混为一谈，实际是不准确的。华为的“调”想高就高，想低就低，是一种典型的“你讲你的，我说我的”的“复调”。

　　民营企业多有“软肋”，这个“软肋”就是历史上打过政策和法律的“擦边球”，有时不如此实不足以生存。除了少数企业顶风试法之外，大多数企业在政策法律空白或表述模糊的地方，为了抓住市场机会，不惜冒险而获得成功。因此我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多属冒险型。这其中也有政策变迁的原因。推进改革开放的直接工具，就是更新和调整政策措施。那么，政策不完备或者政策的更改、变化，所带来的对企业行为的合规合法性的认定，是非常复杂的。决不像道德评判那么绝对和清晰。而且，根据法理，是有“法不溯及既往”和“追诉期”一说的。如果当时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而后来才做了限制，不应当把过去的行为视为违法。因取证困难等原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起诉，也应视为无罪。这是法律“底线”。但是，媒体的报道或者公众的舆论，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却没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到了今天，仍然大谈企业家的“原罪”。对道德层面上和历史层面上的落差，企业家争论不是，不争论也不是，只好保持“低调”。而越保持低调，越被媒体认为“有问题”。

　　华为在这一点上做了几方面工作。首先是取得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其次，对媒体的批评保持沉默;第三，对媒体好奇之处，严格保密;第四，大胆地“我讲我的”，树立正面形象。总之，一句话，媒体不对我的历史负责，我也不对你负责。

　　不仅任正非从不公开露面，其他人也被要求不得接受外界“打听”，即使是离开华为的人，也多选择沉默。

　　不过，到了2003年，华为在内部寻求发展的巨大压力下，有意放弃原来的公关姿态了。

　　2003年一开始，一些大众媒体上悄悄地出现了华为的广告。广告界人士反映，这可能因为华为要进入大众类通信产品比如手机领域。

　　9月，华为答应接受国内颇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的采访。

　　许多人把这些迹象视作华为上市之前的热身。

　　华为将怎样公示公众呢?一旦上市，其招股说明书将公开华为的股权结构、资产状况、债务情况、风险因素与对策、募集资金的运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重要职员等内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华为历来是分拆上市的思路，曾经想把安圣电气分拆出去上市，现在可能会分拆资产成立华为控股公司上市。

　　当然，面对这个十几年来从不给媒体“消息”也从不给一分钱广告的企业，媒体关心的决不止招股说明书上的内容。华为恐怕得做好“细说革命家史”的准备。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采取拒绝或沉默，一些不准确的报道，必将殃及其股票价格。

　　这就是挑战。

　　但是怎么说呢?

　　这也是挑战。

　华为的封闭文化到了该结束的时候。